春寒料峭，太常署中堂燈火未滅。

楊洪披著青袍立在講壁前，面前是一張展開的制令圖卷，案上攤著三十七封來自六部的附議文案。

這些附議不是請封儲君，而是請“立制護(hù)權(quán)”。

用詞小心，措辭周全，卻繞不開一個核心指向——東宮已攝政，若無明令在冊，則天下法制失據(jù)。

這是繼“以身論道”之后的第二輪體系進(jìn)攻。

比起第一次以道德名義破局，這一次，是以“制度缺口”為由，向皇帝——討一張“補丁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