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們是在大學(xué)文學(xué)社認(rèn)識的。

那會兒他穿白襯衫，袖口挽到小臂，手里總拿著一本舊書。

書頁泛黃，書脊上有裂紋，他翻書的動作很輕，像怕吵醒什么。

他念詩的聲音很好聽，像在講故事。每一個字都有重量，像能落進(jìn)人的心里。

他說想當(dāng)作家。

我笑他理想主義，他說理想總要有個人去堅持。

畢業(yè)后，我們租了城郊一間小房子。

冬天沒暖氣，晚上我們擠在電熱毯上，他用筆記本敲字，我在旁邊改論文。

那幾年，他幾乎把所有的時間都用在寫作上。

他每天早上六點起床，寫到中午，吃過簡單的午飯，又繼續(xù)寫到深夜。

房間里堆著厚厚的手稿，抽屜里塞滿了退稿信。

信封上印著不同雜志社、出版社的名字，有的蓋著紅色的“不采用”印章，有的只是冷冰冰的打印拒絕信。

“沒關(guān)系?！彼偸切χf，“總有一天他們會看到我的價值。”

可現(xiàn)實并不溫柔。

作品寄出，往往石沉大海。

偶爾有編輯回信，也只是禮貌性的鼓勵：“文筆不錯，但暫時不符合我社的選題方向。”

有一次，他收到一封厚厚的回信，興奮得像個孩子，以為終于被看中了。

可拆開一看，只是厚厚的審稿意見，最后一句依舊是：“暫不采用，建議繼續(xù)打磨。”

那天晚上，他悶著頭喝了半瓶白酒。

我看著他通紅的眼睛，心里酸酸的。

“要不，你試試換個題材？”我小心地建議。

他搖頭，“我只想寫我相信的故事。”

有一次，他卡文了，抓著頭發(fā)說寫不下去。

我拿起他的稿子，隨手改了開頭。

他看完眼睛一亮：“你這開頭比我的好！”

那是第一次，我替他寫東西。